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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奥巴马当部长的朱棣文: 50岁首回苏州老家, 称我是完全的中国人

发布日期:2026-04-28 21:26    点击次数:149

2025年以来,关于华裔科学家的身份认同问题被反复讨论。美国针对华裔学者的审查风波虽然从司法层面有所收敛,但弥漫在学术圈的不信任感并没有真正散去。

这种空气之下,回头看朱棣文20多年前说的"我是完全的中国人",绝不是随口说说,而是一个在两种文化之间活了大半辈子的人,非常清醒的自我定位。

朱棣文1948年出生在密苏里州圣路易斯市,祖籍江苏太仓。太仓归苏州管辖,自古就出读书人,他祖父朱筑岩是太仓本地有名望的知识分子,朱家几代人都把读书看得比什么都重,这种传统跨过了太平洋,在美国照样扎了根。

父亲朱汝瑾是清华大学化工系的毕业生,抗战年间赴美深造,在麻省理工学院拿到化学工程博士学位,后来长期在美国的大学和化工企业任职;母亲李静贞同样是清华出身,经济学专业,两个人留学期间走到一起,在美国扎下了家。

外祖父李书田,1923年以北洋大学全校第一名毕业,之后在美国康奈尔大学拿了博士,是中国近代水利科学的重要开拓者之一。

朱棣文生长在这样的家庭里想不优秀都难,可偏偏他小时候是最不被看好的。

大哥朱筑文从麻省理工毕业,后来做到斯坦福大学医学院教授;弟弟朱钦文21岁拿下政治学博士学位,在洛杉矶做律师做得风生水起。而朱棣文呢,整天打网球、摆弄乐器,对课本提不起兴致,他父亲给的评语很直白——不太聪明。

在一个三代人里扎堆出教授和博士的家庭中,"聪明"的及格线本身就被拉到了离谱的高度。换到任何一个普通家庭,一个兴趣广泛、性格活泼的孩子根本不会被当作笨小孩,可在朱家里,朱棣文就成了垫底的那个。

但没有被早早贴上"天才"标签这件事,对他未必是坏事。没有光环就没有枷锁,他不用像很多少年成名的人那样被期待值压着长大,反而能按自己的节奏去试探、去寻找。

1970年,朱棣文从罗切斯特大学毕业,拿了数学和物理学双学位,随后进入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攻读物理学博士。在伯克利的日子里,他盯上了一个几乎没人碰的方向:用激光给原子降温。这个思路在70年代听起来不可思议——光明明是带能量的,怎么可能让东西变冷?但朱棣文偏偏在这条看似矛盾的路上一头扎了进去。

1976年,拿到博士学位后,他做了两年博士后研究,1978年加入了贝尔实验室。贝尔实验室在二十世纪科技史上的地位极其特殊,晶体管、激光器、信息论以及宇宙微波背景辐射的发现都出自这里。能在这里拿到研究岗位,意味着同行已经把朱棣文当作一流的实验物理学家来看待了。

那些年,朱棣文把激光冷却原子的技术从理论可能性变成了实验室里真正跑得通的操作。核心原理是用精确调控的激光束从各个方向照射原子,让原子的运动速度大幅度降低,温度降到无限接近绝对零度。

这项技术的意义不只是让原子"静下来",它真正打开的是一扇门——让科学家第一次能在极端低温下逐个观察和操控原子的行为,为后来量子计算和精密测量领域的发展打下了基石。

1987年,朱棣文离开贝尔去了斯坦福大学任教;1997年,瑞典皇家科学院宣布,朱棣文与法国物理学家科昂-塔诺季、美国物理学家菲利普斯三人共同获得当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表彰他们发展了用激光冷却和捕获原子的方法,那一年朱棣文49岁,。

如果故事到这里收住,朱棣文已经是写进物理学史的人了。但他在2009年跨了一个所有人都没想到的界——奥巴马提名他出任美国能源部长。

这个位子不只是管理电费和油价,美国能源部的职责涵盖核武器库维护、战略石油储备、17个国家实验室的运转以及联邦层面的能源政策制定。让一个一辈子泡在实验室里的物理学家来管这摊子事,美国的老政客们当时颇为不屑。

朱棣文的做事方式跟传统政客截然不同,他直接把科学界讲证据、讲数据的方法搬到了政策制定里。最能说明他执政思路的一个案例是ARPA-E,也就是美国能源高级研究计划局。

这个机构虽然2007年就在国会层面获得了批准,但直到朱棣文上任后才真正拿到启动资金、组建团队并运转起来。它的定位是专门给高风险高回报的前沿能源技术提供种子资金,后来被不少分析人士认为是美国新能源创新链条上最关键的一环。

除了ARPA-E,朱棣文在任期间还主导推进了建筑节能标准的更新、大规模储能技术的研发投入,以及先进生物燃料的产业化探索。这些工作在当时不算轰动,但日后美国新能源产业的很多布局,都绑着他那四年埋下的桩。

2013年,奥巴马第二任期开始后,朱棣文选择卸任回到斯坦福,他在卸任信里说,回到科学研究中去是一件令人期待的事。

近些年来,朱棣文在气候变化和清洁能源领域持续发声,多次公开表示中美两国在碳减排和新能源技术上存在巨大的合作空间。

2025年以来,中美之间关税博弈不断升级,科技领域的脱钩信号在某些方向上越来越强,但气候和能源恰恰是双方都还愿意坐下来谈的少数话题之一。朱棣文作为在两边都有公信力的科学家,他的声音格外稀缺。

但对朱棣文本人来说,这一切头衔和成就加在一起,恐怕都比不上1998年的太仓之行带给他的触动。获得诺贝尔奖后的第二年,他受父亲朱汝瑾的嘱托,生平第一次踏上了祖籍的土地。

那年朱棣文正好50岁,半个世纪的人生全在美国度过,却在走进太仓街巷的那一刻,被一种事先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情绪击中了。

他后来对人讲起当时的感受,用了"归属感"三个字。这跟他获奖时的兴奋不是一个维度的东西,那是一种更深、更沉、更说不清楚的感觉,像是身体里某个一直空着的部位突然被填满了。

他在太仓走访了好几所学校,看到当时教育条件的窘迫,当即决定出资捐建一所现代化的小学。从此后他对这所学校的关注是持续的,不是剪完彩就走人的那种。

也正是在那次回乡期间,他对乡亲和记者说:"我是完全的中国人。"

一个持美国护照、在美国实验室里拿了诺贝尔奖、在美国总统内阁里坐了4年的人,说出这样一句话需要的不只是感情,还有勇气。因为在一个身份认同越来越被政治化的年代,这种表态已经不单单是个人情感的流露,它必然会被放到大国角力的框架里被审视、被解读。

朱棣文从来没有回避过这个问题。他姓朱,根在太仓,骨子里的中国认同从50岁那年踩上故土的那一脚起,就再也没有动摇过。